一句話道盡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家是大經濟學家，可以靠賣書演講就吃香喝辣，然後再把資產移到海外去審慎投資，以免自己被國內的高稅率絆倒，不是？」
Pei-Shi Lin
朱敬一談最近超紅的皮凱提重稅論。但請恕我沒辦法同意朱院士與皮大師的論點。
我一直認為，「資本積累」超過一定的邊際臨界後，就會開始自我異化，變成一個“不斷為了自我增長而增長”的怪物。但問題是：如果想用稅制來控制這頭怪物，最後的結果，我想不會是成功地控制怪物，而是讓怪物跑到其它沒有重稅的經濟體去；然後等到自己變得衰弱不堪了後，又終於放棄重稅地迎接回怪物回來。
全世界國民租稅負擔率最高的國家是北歐諸國，稅率大約是GDP的四成五。但其實最近十年，瑞典對於高所得的稅率與稅級其實一直都在下修；理由無它，全球化時代，資本外逃的問題，比貧富差距的問題更嚴重。但這點大概要等臺灣回到大陸改革開放前的處境後，才會深刻明白。
瑞典是全世界國民租稅負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最被謳歌的北歐福利國家典範的代表。但瑞典從2005年開始，就正式取消了遺產稅這個課目了。理由為何？因為遺產稅的存在，只會增加資本外逃的意願；再者，遺產稅越重，富人不是越樂意繳稅，而是越願意花大錢養跨國會計師與稅法律師來避稅。所以政府根本收不到那些看起來漂亮的口頭重稅。
瑞典採取高稅率的福利國家路線，已經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幾十年的事了。但瑞典累進式所得稅的最高級稅率，其實也不過35%而已。（）而且，這個最高級的所得稅率，從2006年39.8%，2007年37.3%，2008年37.4%，2009年35.6%，2010年35.2%，一路下修到2011年的35.0%。
如果要講經濟學的「結論」多半是基於「模型」的話（話說，皮凱提本人不就是搞經濟模型的嗎？），則稅率就代表著政府與納稅人之間角力的最終均衡狀態。倘若連一個走高稅率路線多年的國家，在面對全球化世界時，仍然沒辦法避免地只能用下修所得稅率來避免資本外逃，則世界上除了擁有絕對政治力的共產國家，以及完全自給自足的完全封閉型經濟體之外，有哪個國家真有可能實施有皮凱提主張的那種80%高稅率？
我不是很喜歡承認下面這點，但房地產因為單價高，所以確實是把資本留在境內的少數“池子夠深”（能撐起的泡沫夠大）的市場。
當境內沒有別的高報酬率的投資工具存在，而資本外移的成本又稍微高了點時，讓資本停泊在房地產，是一個經濟體剩餘的把資本留在境內的唯一工具了。
不滿意這種結果，那就只能想辦法在房地產以外的產業，創造出具有高報酬率的投資機會。但那不僅需要資金資本，更需要人力資源與穩定的經濟與金融法制（尤其是明確的產權成份）。
臺灣在二十年前選擇自斷手腳地開始教改後，就斷送了數代優秀人力資源的命運。沒有人力資源作為後盾，創新就不可能成功，新科技與新技術就不容易形成產業，自然也就沒有辦法從房地產或高投機性市場上磁吸資本出來。
所以臺灣的高房價，除了一般人超級愛買房炒房之外，跟整個教育素質低落，以及淺碟型經濟市場有絕對關係。
原本，臺灣還能透過加強產業的上下游跨國聯繫來“把網拉大、把縱深放在臺灣作為起點”地增加資本的吸引力，但臺灣人怕死怕到不能忍受任何風險與任何被自己定義成不公平的情形，於是臺灣就註定沒有出路了。
針對臺灣，我現在是真的無能為力了，所以就不談了。但針對類似臺灣的這種情形，我目前正在思考設計出一個能夠把資本留在境內的除了房地產與創投以外的選擇；但當然目前還在思考中....
無論如何，「喊高稅率」是針對這些問題的最不負責的解方，因為得出這種答案的經濟模型，幾乎都不必（曾）考慮多國經濟同時競爭時候的多層次多變項關係。
隨便拿些有問題的資料來跑模型，最後得出一個沒有任何可行性的數字當結論，居然能被吹捧成為當世大師，這也不能說不是這個時代的奇觀了。
但我算什麼屁？不過是隻廢犬罷了。
人家是大經濟學家，可以靠賣書演講就吃香喝辣，然後再把資產移到海外去審慎投資，以免自己被國內的高稅率絆倒，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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