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裡，學問和性格一樣，是分溫和或偏激，而不是正確或錯誤的。」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奧地利學派被指責為「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卻沒有人指責物理學是「極端的物質原教旨主義」。
或許其實有，但是因為這出自太蠢的人口中而讓一般有識之士難以聽見，只是批判奧地利學派的人總是位居高堂、佔據著電視螢光幕而廣為人知罷了。
鉛筆經濟研究社-台灣分社
《學問只有對錯，沒有偏激》- 能量九叔
奧地利學派經常受到一些來自於經濟學以外的無端指責，他們聽到一項令他們大跌眼鏡的主張，首先想到的不是從學理上進行分析，而是訴諸情感上的指控。可以這樣說，絕大多數反對者是出於情感上的不理解，對他們來說，支持某種學說的原因不在於學理的正確，而在於是否讓他們感到舒服。在他們眼中，奧派的理論“極端、偏激、不留情面”，而斯大林式的蘇聯模式也略顯恐怖和唐突，於是“相對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就顯得可愛了。
“我覺得自由市場是好的，但是......”，這樣的句式層出不窮。對人們來說，放棄情感障礙而接受正確的說法實在不易。想像一下根據中庸者的標准，你面臨一道數學題：1+1=？ 答案，2,3,5。2太小了，偏激；5太大了，偏激；所以正確答案應該是3。
如果我們是誠實地進行討論，那就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學問只有對錯，沒有偏激與溫和。不管你覺得它漂不漂亮，那條向下的需求曲線永遠向下。訴諸道德上的指控對討論沒有任何幫助。
沒有哪個學派像奧地利學派承受過這麼多的道德控訴：“庸俗政治經濟學”“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裡最露骨、最反動透頂的一個”“仇恨窮人”“偏激的自由主義”“極端的市場原教旨”。這些帽子可能是公眾或蠢人的誤解，但也少不了蓄意的栽贓。這一點從奧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米塞斯的遭遇中就可見一斑。
在很多人眼裡，學問和性格一樣，是分溫和或偏激，而不是正確或錯誤的。關於米塞斯其人，有很多這樣的傳聞，把他描述成了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清高自負、性格偏激學問偏激、攻擊欲超強的變態小老頭。這些傳聞中的米塞斯仿佛一個奧地利版的孔乙己，“容不下不同意見，刻薄尖酸，性格令人討厭”。
米塞斯本人肯定會欣然同意這個“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大帽子，他從不掩飾自己的觀點。而且和別人不一樣，他不屑於為了讓對方感到舒服就把觀點改頭換面地委婉表達。對米塞斯來說，討論經濟學就該以誠相待。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得到真理，就無須為了維持一點所謂的面子和擔心得罪人而有所保留。他要研究的是社會科學，而不是人際關系。
這當然會讓一些熱衷於游走於各大門派間交朋會友的家伙感到不爽。於是這樣的無端指責就出現了：米塞斯批評別人不留情面；他的做人和做學問一樣“偏激”。當然，這些家伙可以借此贏得“溫和”，“兼收並蓄”的好名聲，活動於各界混個臉熟，運氣好還能得名於公眾、拿個什麼什麼獎。這些際遇，容忍傻逼能力幾乎為零的米塞斯當然是無緣的。
然而，米塞斯不屑於這些。很多人對米塞斯的一生感嘆，愛之者將他奉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恨之者也不得不承認其一代宗師的地位。這樣重要的人物，他的生前的際遇即便是反對者也感到不公。他准確地預見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帶來的災難，卻無力阻止；在奧地利遭到納粹吞並之後，作為一個實體的奧地利學派不復存在，已經暮年的米塞斯被迫流亡；在美國他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得不到正式教職；他的一生正好是國家主義膨脹，個人自由備受壓迫的一生，眼看70年代情況將要逆轉，他卻沒能等到他的學生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奧地利學派重新興盛、蘇聯帝國最終崩潰的那一天。
然而，這些又算得了什麼。他是人類行為學範式的創立人，一生都在反對實證主義，他堅信自己的邏輯判斷——蘇聯模式必然崩潰，又何必活到親眼見證的那一天；跟在私人研討班和一群青年學生暢談學術相比，那個瑞典銀行舉行的一群教授坐在一起寒暄吹捧的頒獎典禮算得了什麼。
對米塞斯來說，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奧地利派思想的傳播，他欣喜地看到一些天才的學生願意追隨他的腳步。他的私人研討班不是報告廳，也不是大學課堂，而是一個古稀之年的老教授用自己畢生所學鼓勵和幫助這些年輕人追求真理。
“盡管環境是這樣惡劣，米塞斯仍然舉辦他的私人研討班，充滿自尊，而沒有任何怨言。我們這些在紐約大學結識米塞斯的人，從沒有聽過他說一句表露辛酸、怨恨的話。米塞斯無限親切而和善，對學生們哪怕是一丁點的思想的火花也盡一切辦法予以鼓勵和激勵。......別怕，說出來，記住，不管你談論哪個問題，即使你說錯了，也有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犯過同樣的錯誤。”
“研究班也成了紐約市區很多沒有注冊的學生的一座燈塔，每周，他們都參加米塞斯的研究班。還有一件賞心樂事是，研討結束後大家到一家小餐廳相聚......米塞斯會滔滔不絕地講述當年的種種趣聞軼事，其間不時地迸發出種種洞見。從這些趣聞軼事中，從這種氛圍中，我們清楚地覺得，米塞斯仿佛就是那個高貴、迷人的時代的老派維也納的化身。”
很顯然，學生們眼中的米塞斯和論敵們所描述的那個古怪小老頭全然不同。他是一個求知的學者，一個慈善的教師，一個永遠高貴的紳士。他總是鼓起勇氣奮鬥，且對自己的選擇絕不後悔。有人覺得，如果他能委婉一些，學一些圓滑的本事，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對此他回應說：
“有時，人們責備我陳述自己觀點的方式過於突兀和強硬。也有些人斷言，如果我表現出多一分妥協精神，我本來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這種批評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我可以按照事物向我顯現出來的本來面貌把他們呈現出來，我只會變得更加富有效率。今天，當我回首在商會的工作，我唯一遺憾的就是妥協精神，而不是我的強硬態度。”
他不屑於這些虛榮，對他來說，最大的成就已經取得。不管情況如何糟糕，這位高貴的紳士永遠挺直了胸膛，審視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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