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電纜鋪設工程可能是19世紀最偉大的工程，歷經艱辛的工程團隊使得人類對「訊息」的交流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大西洋的兩岸得到連結，不過比起贊頌那些偉大，我更有興趣細看當時的反對者，大致有兩種：
(1) 酸民文青派：最典型的莫過於那位提出「公民不服從」的著名作家亨利·大衛·梭羅，純粹基於個人對工業革命的反感，就能在他的《瓦爾登湖》裡輕蔑的寫道：「我們急於修建電報線，但可能他們沒什麼重大的事情要交流。」。
(2) 逢英必反派：由於該工程為美英合作，美國國會遇到最大的問題即是不少美國人的「反英病」，單純為了怕與英國有丁點的關係而反對這項工程，最典型的是田納西參議員詹姆斯·C·瓊斯，他曾提出的反對理由是：「我不願意與英國或英國人扯上關係。」。
事實證明到了1870年華爾街每年都要花費100萬美金用電報來傳遞訊息(當時技術工人周薪約10元美金)，美國媒體更爭相出高價透過電報來搶到「即時新聞」──「恐懼」跟「嘴砲」，無論任何時代都是革新的阻礙，但是卻如此廉價且具效果，而又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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